远去的娜拉姨妈
今天是国际妇女节，我收到了外甥女的礼物——一枝淡粉的含苞的郁金香。
把新鲜的花儿插在窗台上的玻璃瓶里，我忽地想起来一个人，我的姨妈。
她是外公、外婆第二个孩子，我母亲的姐姐。在故乡，有一个不成文的文化现象，家中第二个孩子，尤其是女孩儿，是受歧视的。在农村，把二女儿送人在几十年前也是一种怪异却寻常的风俗。外公外婆虽不那么重男轻女，无意识中确实对早熟、要强的二女儿少了关照。
外公死在一个初夏的清晨。那天是礼拜日。我八岁的母亲听说自己的爸爸“走了”。她并不知道这二字是永别的意思，和邻居家一群孩子继续跳着皮筋。到了半晌，天落起小雨，孩子们各回各家了。我的母亲，她看到了眼睛哭肿的大五岁的姐姐，还有首如飞蓬的母亲。
彼时大舅舅在苏联读书，小舅舅在上幼稚园。外婆在前，姨妈在后，推着一辆小推车，上搁一口薄棺，里面睡着外公。我的母亲，小舅舅，不知所措地跟在后头。多年后，母亲告诉我，她记得她们走了很远的路，从中午到夜晚，似乎没有尽头。雨停了，姨妈还在嚎哭。外公是岭南人，喜欢水，喜欢桥。他最终被埋葬在城郊一座断桥边。
外公是民国时留洋的博士，大才槃槃。外婆却是个小脚的妇人，不认识字。外公过世后，家庭没有了收入来源。外婆白天去合作社做工，工钱少得可怜。在夜里，她被迫作了街巷尽头的，隐秘的暗娼。
我的母亲起初并不知觉。后来，巷子里的孩子们渐渐疏远了母亲。那是五十年代末，山雨欲来。
姨妈更加要强，也愈沉默。一年后，她成了巷子里唯一一个考上初中的女孩儿，城市里最好的初中。
母亲说，那时的姐姐总穿着洗的发白的衬衫，别着校徽，衬衫很宽，衬衫里的姐姐瘦的可怜，眼睛很大，人很精神。
姨妈初三那年，因为体育测试不合格被学校劝退。她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家人，家人都很难受。外婆却也暗地里松了口气。她四十岁多，年华不在，实在负担不起身边三个孩子的学费。
姨妈去了城南一所小学，作了代课老师，教授语文，数学，和音乐。母亲说，她曾在一个傍晚拉着弟弟跑去找姐姐，姐姐站在土墙的院子里，面容苍白，一群孩子围着她，唱一首京歌，我失骄杨君失柳。她的声音时而幽暗，时而嘹亮。
姨妈向曾经的老师借了几本课本，白天代课，夜里学习。一年多以后的秋天，我母亲考上了高小，姨妈考上了大学。
里巷之人皆瞠目。时隔多年，我也难以想象姨妈是如何在一个个孤冷的夜晚自学知识的，又是如何无师自通考上大学的。这实在是匪夷所思。
姨妈从家乡汉口，乘着一条船去了上海。当时还没有从武汉直通上海的列车。眼看就到开学的日子，长江却涨水，没有船夫愿意送姨妈去千里之外的上海。姨妈站在江边，望着汹涌的江水，立了一天。终于有一个好心的老船夫，愿意驾驶小船送她。
母亲说，此后的几年，姨妈没有再回过家。外婆每隔三个月就收到来自上海的书信，还有钱。外婆不识字，我母亲负责读信。姨妈在信中说，她学了外公的专业，在建筑系读书。
姨妈大学毕业，成为系里唯一一个留校的女生。第二年，学校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，姨妈成了被革命的人。已入土多年的外公，因为去过“资本主义国家”，又曾帮旧政府设计过海珠桥，竟也被挖出来作为抨击的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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